民居的再度理解——從民居的概念出發談民居研究的實質和方法

摘要:近年來中國建筑界對民居研究的論述頗多。然而,對于民居本質概念方面所缺乏的深刻認識使得大多數研究僅僅停留在建筑形式和審美價值觀的分析上,或者僅就影響民居形態的自然因素和社會因素做出一般性的描述和概括,而試圖以此對民居形態的某些特征做出解釋。本文從剖析民居的定義著手來探討民居和“建筑”的本質區別。作者認為,民居研究的關鍵在于揭示其形式背后的空間—社會結構模式,這種模式是界定民居類型的主要手段。文章的最后對目前相關的研究方法進行了簡要的回顧,并提出了以空間—社會結構模式為特點的研究方法和觀念。
關鍵詞:民居 “建筑” 空間—社會結構模式

一. 民居的概念: 矛盾和爭議

民居大概是建筑學里使用最多卻又最少達成共識的術語之一了。從歷史上看, 民居幾乎從來都是作為和“建筑”相對的概念而存在的: “建筑”是 “偉大的”、“精致的”、“紀念性的”、“大師杰作的”; 是營造的藝術與科學, 且隱含著由特定價值觀所支配的美學品位。而民居則被排除在所謂的藝術網絡之中, 通常被定義為“本土的”、“自發的”、由本地居民參與的適應自然環境和基本功能的營造(Oliver, 1997; Rapoport, 1969; Rudolfsky, 1964)。
在中國,《中國大百科全書》將民居定義為“宮殿、官署以外的居住建筑”。今天, 中國建筑界的大多數專家和學者都不同意將民居的概念僅局限于住宅, 而是認為它的內涵應該擴大到城鎮和村落中與生活相關的各類建筑, 甚至是聚落本身。大體而言, “民居”被界定為非官式的、非專家現象的限于日常生活領域的人類居住環境(陳志華, 1995; 龍炳頤, 1991; 陸元鼎, 2003; 余英, 2001)。

中國和西方學者對于民居定義的一個共同之處在于二者都把功能性和目的性作為區分民居和“建筑”的主要手段。這樣的定義初看來似乎簡明易了, 因為我們只需要簡單地分辨建筑物的功能和目的就可以區分它們的類型。然而, 這樣的定義有些過于粗糙了, 很容易把民居僅僅當成是滿足基本功能需要的形式產物。姑且不論這種觀點長期以來造成我國民居研究重形式、輕社會和文化思想的觀念, 單就民居本身來說, 大量的中外實例表明即使是最簡單、最原始的人類住所也具有除滿足基本功能需要之外的多種功能: 例如, 提供一定的空間場所來組織家庭和社會成員之間的關系, 安排各種各樣的活動; 在室內、室外以各種方式來表達一定的審美藝術情趣和文化含意等等。從另外一個方面來說, 我們也很難否認民居所擁有的理性成份。大量的研究表明,中國的民居和官式的“建筑”在形式和內容上都表現出很大程度的“同構性”: 二者的空間組織都受到同樣或相似的宇宙觀、哲學觀、儒家思想的影響(Knapp, 1990, 1999 & 2000; 龍炳頤, 1991)。

可以說, 不論功能和目的如何, 民居都或多或少地表現出特定的樣式或風格特性。正因為如此, 民居和所有的人居環境一樣, 成為表現文化的主要手段和方式之一。目前, 對于民居文化的研究大致有兩種學說。Rapoport認為民居是人們追求欲望、滿足需要的直接而未經深思熟慮的反映(1969)。對此, Norberg-Schulz則持相反的觀點。他認為民居并非對環境和需求的直接反映, 而是同大型建筑一樣表達同樣的象征意義、價值觀和需求(1975)。在具體表現方面, 民居是通過拓撲的 (typological) 形式關系來表達相對含糊的人與自然的關系; 而“建筑”則是通過更高層次的抽象, 通常是用幾何邏輯關系來準確地表達象征意義。在Norberg-Schulz看來, “建筑”的形式是建筑師給予的, 而民居的形式則是來自社會的自身圖像。

總的來說, 雖然Rapoport和Norberg-Schulz對民居的看法有所不同, 但他們都認為形式和其表現出來的象征意義的嚴謹程度是區分建筑和民居的重要特征。然而, 我們對中外民居做一番深入的考察就會發現情況并非總是如此。不同的社會不僅僅各自民居的形式不同, 并且通過形式來表達象征和文化意義的方式也各不相同: 有的社會似乎對形式比較注重, 其民居甚至具有強烈的幾何形式特征; 而有的則只有不規則的、難以察覺的形式; 有的通過形式來表達強烈的象征性或文化意義; 而有的即使擁有明顯幾何形式卻很少表現出文化上的象征意義。顯然, 我們很難建立民居的形式和象征性、文化意義之間的必然聯系, 擁有相同的形式并不表示擁有相同的意義。同樣的, 即使是在相同文化背景之下, 同樣功能和目的的民居也未必一定擁有相同的形式。既然如此, 我們又該如何理解民居民的形式和民居所表現出來的象征性和文化之間的關系?

二. 民居的定義和民居的實質

讓我們回到問題的起點, 來看看民居或者說房屋的本質是什么。前文已經說明過, 房屋具有除遮蔽功能之外的多種功能。它和其它人工產物的根本區別在于它通過材料組合來構筑的不僅僅是擁有一定形式的實體, 而且是具有一定模式的空間組織方式, 并以此來達到組織、安排人與人之間的各種社會關系和活動的目的。因此, 房屋作為特定的社會產物具有雙重屬性: 在擁有一定物質屬性—形式—的同時, 也包含了產生這種形式所需要的過程; 房屋因為把各種社會關系、社會活動納入到它的空間組織之中而具有了一定的社會屬性, 同時也因為社會關系在建筑中遵循著特定的空間模式而具有了相應的物質、空間屬性 (Hillier & Hanson, 1984)。正因為如此, 我們研究民居和人居環境的目的不僅僅在于它們具有象征意義和文化特性, 更主要的是我們可以通過它們來認知社會, 因為社會存在于建筑的空間組織之中, 并且具有了可被識別的空間形式。


如果單純地從形式組織和構成的角度來談民居就會不可避免地忽視民居研究的重要因素—其背后的社會觀念和文化思想, 關于建造者們是如何考慮民居, 以及社會觀念和文化模式是如何在民居空間中得以實現和延續的。從社會和文化的角度來說, 民居和其它所有的人工環境都具有關于空間組織的觀念和想法。正因為如此, 它們才成為Margaret Mead所說的“傳承文化的載體”(1964)。

因此, 理解民居的關鍵在于理解它是如何通過空間組織的方式把空間—社會模式納入形式之中, 并賦予形式相應的社會和文化含義, 在保持文化傳承的同時又能使每個居民的民居擁有自己的特點。關于這方面的問題, Henry Glassie 在他極有影響的《中弗吉尼亞民居》(Folk housing in middle Virginia) 一書中曾經做過很有啟發意義的論述。借助了著名語言學家Noam Chomsky在語言學上的研究成果, Glassie提出了一種關于民居的“建筑能力” (Architectural competence) 的觀念。“建筑能力”指的是“一套有關于民居形式和功能在技術的、幾何學的、運用方面的技能和原則。這些技能和原則不是告訴營造者如何來建造房屋的, 而是如何來思考房屋的 …… 它們如同語法對于語言的規范一樣, 但又常常摻雜著不經意的個人注釋和發揮”。Glassie的論述十分形象地說明了民居建造者們是如何心照不宣地運用這些法則的: 如同人類使用語法來組織語言交流一樣, 建造者們只是去考慮如何使用那些法則而從未試圖去了解它們本身的意義。“建筑能力”所提供的不是具體、明確的做法, 而是為整個社會所廣泛接納的關于民居的一般性的指導原則和模式。這些原則是民居建造的基礎, 它們對于民居的樣式具有很強的約束力, 但在同時又提供了一定的靈活性允許建造者們或多或少地表達出各自的特點和想法。因為它們的約束和保證, 一個社會關于其特定民居的社會觀念和思想才得以成功的納入民居之中并作為文化不斷地保存下來。

那么, “建筑”在這些方面和民居又有何不同之處? 或者說“建筑”在哪些方面超越了民居? Bill Hillier曾經尖銳的指出了“建筑”和民居的本質不同在于民居是一個簡單“復制” (reproduction) 過程, 而“建筑”則是一個有創造性的“生產” (production) 過程 (1996)。民居對形式、空間組織和其社會、文化功能是不加思索的保留和運用, “建筑”則從形式和功能關系的分析開始入手, 有意識、有對比地來探索形式、空間組織特點和建筑的社會功能、文化屬性之間的種種關聯性。換句話說, “建筑”不是被形式和空間—社會的文化模式所操縱的傀儡, 而是基于對這種文化模式有意圖的智力探索過程, 其目的是尋求創造新建筑形式的種種可能性而非對現有形式進行“復制”。 

或許, 我們應該將民居定義為對社會中既有的建筑形式和包含其中的空間—社會結構模式的潛意識“復制”或“再現”, 而“建筑”則是在對這些關系深刻分析、提煉之后對形式的“創新”。基于以上的概念, 我們不難理解為何民居總是相對容易并且成功地產生社會功能和社會效應, 從而相對和諧地融入其所處的社會和文化環境。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民居所復制的空間形式和與之相應的社會功能、社會效應是已經為社會所共識和規范化的, 因而是相對穩定、安全的。而在“建筑”中, 空間—社會關系成為了思考和分析的對象, “建筑”探索的是形式和空間組織與它們所產生的社會效應和功能之間在普遍意義上的聯系以及聯系的多種可能性, 然后通過對它們之間關系的提煉和總結來提出建筑形式的各種可能性選擇。對于任何一個建筑物, 如果我們能從其中感知到這方面的探索, 我們就可以說它是“建筑”。 同時, 也因為“建筑”對形式和功能之間關系的探索本身就具有種種不確定性因素, 因此失敗的可能性也要大于民居。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 “建筑”的存在并不依賴建筑師, 卻可以產生于我們所說的民居環境之中。如果有證據表明民居中顯示出來的關于空間—社會關系的觀念是針對一個社會普遍意義上的、屬于種類范疇的民居的“基本類型” (genotype), 而不是針對一個或少數個體民居的“顯型” (phenotype), 那么就可以認為它是屬于“建筑” 的范疇。當這樣的觀念足以改變原來的模式并作為新的模式而存在時, 一種新的民居類型就產生了。也許我們應該說, 民居和“建筑”的概念是辯證的、相對的, 二者之間的界線可以是不斷轉換的。 對現有建筑形式的復制, 無論是民居的或者其它的形式, 都不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建筑”; 但通過對民居形式的探索來創造新的形式卻可以成為“建筑”。

三. 關于民居研究方法的啟示

通過前文的論述我們可以理解, 對民居的研究主要在于揭示隱含在形式背后的空間—社會模式的組織關系。研究的重點不是個體的、零星的民居中所表現出來的“顯形” (phenotype) , 而應該是通過對比, 研究具有普遍意義的“基本類型” (genotype)。只有如此我們才能了解民居是如何通過空間—社會的結構模式將深刻的社會、文化內涵賦予形式; 同時基于對幾種基本類型之間發展、演變的考察, 我們才能了解民居的空間形式和其中的社會因素、文化因素的互動關系, 才能了解民居文化是如何通過空間結構模式 (space configuration) 進入民居的物質實體和形式之中。那么, 我們是否有什么研究手段和方法可以幫助我們獲取民居的空間結構模式并對它和社會的關聯性加以分析?


我國的民居研究自20世紀40年代劉敦楨先生及其同仁在中國營造學社的工作開始, 經歷了從最初類似考古學的發掘、測繪和資料整理, 到今天把民居作為社會和文化的載體來進行綜合的、多學科的和全面的研究。大體而言, 對于民居的相關論述可以歸為兩大類。第一類注重對民居建筑形式的分析和歸類, 此類研究大多見于建筑學及其相關領域的學科, 目的是通過對民居形式、空間組織和美學觀念的分析, 總結歸納其中的合理成份來為現代建筑設計提供借鑒和參考。第二類研究大多見于社會學及其相關學科, 注重對民居的社會組織、居民行為、文化方面的探討, 目的是解釋民居的成因并建立它與相關的社會思想和文化觀念之間的聯系。

然而, 對目前民居研究方法仔細分析一下不難發現, 這兩大類的民居研究似乎很少能把形式的分析和民居的社會功能、文化觀念的研究系統地聯系起來: 研究民居建筑特點的只注重對形式和空間組織的原則進行解析而很少真正試圖去理解民居成因的社會和文化因素; 而研究民居的社會和文化問題的似乎又缺乏足夠的技術手段來分析民居的建筑形式和空間組織的特點, 因此很難信服地建立起民居的形式、空間組織和社會功能、文化意義之間的聯系。民居所同時具有的物質空間屬性和社會文化屬性表明, 任何有意義的研究都應該同時尋求兩方面的因素而不只是單方面的。綜合前人研究的經驗, 作者認為對于民居的研究必須解決以下兩個問題。

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對民居的形式和空間組織進行描述, 這種描述應該具有一致性和精確性。一致性是指對于所有民居的空間形式描述應該是基于同樣的方法和出發點。這就要求我們對空間的描述不僅僅要采用幾何學的方法, 而且還要應用拓撲學的方法; 不僅能描述規則的形態, 還要能夠描述不規則的、甚至是看似無序的有機形態。精確性是指不僅要能從總體布局上把握空間組織的特點, 還要能把握每個空間單元的局部特點以及它和整個空間系統的相對關系。只有如此才能使不同形式的民居之間具有空間組織上的可比性, 才能尋找它們相互之間在空間組織上的相似和不同。

其次是如何對民居的社會功能和文化特性進行描述以期建立它們和空間形式之間的邏輯關系。這一點我們可以從民居所具有的空間形式和社會文化功能的雙重屬性來理解。在民居中, 每個空間都被賦予了相應的功能或文化意義, 當把空間和它們各自的功能或文化屬性疊加到一起就會發現, 我們在完成了民居的空間組織描述的同時就已經完成了它的功能、社會和文化屬性的描述。然后, 我們可以通過對一組民居的樣本進行對比分析, 來尋找特定的空間和特定的使用功能、社會文化意義之間的對應關系。如果這種對應關系在多個民居樣本中是重復、系統出現的, 那么我們就可以認為這種對應關系是結構性的 (configurational), 并且可以成為定義民居基本類型 (phenotype) 的重要依據。同時, 這種空間—社會關系的結構模式允許我們對民居的形態進行類型學的研究, 通過對比可以使我們了解不同類型的民居是如何通過空間布局和形式組織來實現對不同的社會功能、文化意義的表達。

最后, 我們可以把時間作為變量加入民居的類型研究之中來動態地考察民居模式的發展和演變。由此我們可以理解民居的空間演變是如何同民居的社會功能、文化意義相互依靠、相互作用的。同時, 對民居模式演變的分析也允許我們有機會歸納總結出其中的恒定因素從而在更高的理論和概念的層次上了解民居背后的社會和文化觀念。

四. 結語

陸元鼎先生在總結中國民居研究中提出了四個方面的問題: 社會、文化和哲理思想; 形態和環境; 營造與設計法; 以及保護、改造和發展 (2003)。在我看來, 除了民居的營造與設計法是需要去對傳統民居的技術手段進行發覺和整理之外, 其它三個方面的研究可以說是融為一體、密不可分的。民居研究結合形態和環境, 結合社會和文化思想是是為了讓我們更好的理解民居的成因, 理解民居的形式—功能關系。只有基于對其形式—功能關系和文化觀念的深刻理解, 我們才能合理地對民居加以保護、改造和發展。對于傳統, 我們需要保護的關鍵不是傳統的形式, 而是產生這種形式的社會動力過程, 從而使對傳統的保護有堅實的社會和文化力量作為依靠。建筑的本質在于創新而非固守傳統。研究民居, 理解民居是為了讓我們更好地回答今天所面臨的問題: 或者是把它的空間—社會模式加以改造, 在適應現代生活需要的同時融入特定的社會、文化背景, 從而保持建筑傳統和文化的延續; 或者把它的這種模式納入現代建筑設計的構思之中來尋求形式的突破。或許, 了解過去和傳統未必能使我們充分了解將來; 但至少, 它是我們了解將來的必要條件。

參考文獻

陳志華, 楠溪江中游鄉土建筑。臺灣漢聲雜志社, 1995
龍炳頤, 中國傳統民居建筑。香港, 1991
陸元鼎, 中國民居建筑。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 2003
余英, 中國東南系建筑區系類型研究。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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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berg-Schulz, Christian, (1985) The Concept of Dwelling, Rizzoli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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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iver, Paul, ed., (1997) Encyclopedia of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of the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apoport, Amos, (1969) House Form and Culture, Prentice Hall
Rudofsky, Bernard, (1964) Architecture Without Architects, Academic Editions London

作者簡介:

南京東南大學建筑系建筑學學士,1994
南京東南大學建筑系城市規劃碩士,1997
美國德克薩斯理工大學公共管理碩士 (MPA) ,2001
香港大學建筑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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