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媒體時代的建筑理論與批評

摘要:本文分析了中國當代建筑理論與批評的社會與文化環境,評價了后媒體時代在全球化的影響下,中國建筑理論與批評的整體表象。在歷史大關系的背景下,具體分析當代中國建筑理論與批評的特點:(1)超出權力與政治的陰影;(2)視覺化傾向;(3)中心冷寂,邊緣喧囂;(4)與哲學關系密切;(5)語言立場上,表現出批判能力逐漸疲軟。文章最后指出建筑媒體應著重于推進建筑學價值內核的確立,而不僅僅是激活建筑學的邊界。

關鍵詞:建筑理論與批評 權利與政治 視覺化 邊緣與中心 哲學 語言

評價后媒體時代的建筑理論與批評,要從歷史的大關系中去觀察和體認,并且“后媒體時代”這一“斷代”也需要放在20世紀整個傳媒學發展的大背景下去確證(當然這并非本文的重點,本文只是借用這一時段來考察建筑理論與批評的當代轉向問題),因此,本文首先要理清20世紀中國建筑發展的主線,并初步論及中國后媒體時代的形成。

近代、現代和當代的中國建筑,不管其發展歷程多么復雜,都可以看成是一個整體,有其自身的延續性。20世紀中國建筑發展的主線其實是建筑“現代化”(modernization)的問題。侯幼彬教授曾對近代中國的建筑提出過自己的看法,他認為近代中國建筑的主線索是“現代轉型”,屬于后發外生型現代化,也就是說中國的現代化與西方國家不同,它并非自發的生成,而是受西方現代化的影響,是一種由外力引發的現代化。這種發展狀態歷史地注定了中國現代化與西化的不可分割,也注定了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對西方知識體系的移植。

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曾普遍有一種“走向世界”的雄心與“實現現代化”的熱望,但“走向世界”與“實現現代化”這些修辭本身就顯示了我們處于弱勢文化的邊緣地位;到90年代中后期,我們還來不及思考是否已走向世界時,另一個核心話語——全球化就迅速在中國登陸。無論我們怎樣驚訝與不解,全球化已成為一種社會各個層面的語境在中國彌漫并擴張開來。在中國本土的學術報告廳里,我們可以聽到弗蘭克·蓋里、斯蒂文·霍爾、磯崎新等建筑大師的演講,在私底下的交流中,也會隨時聽到中國的“雙語精英”分子的“歐洲口音”或“美國口音”等等。但全球化并不能掩蓋中國仍在延續的歷史,在全球化的語境中,敏銳的理論家及馬克思主義者發現了全球化表象之下的東西,即文化的侵略關系——強勢文化逐漸侵蝕弱勢文化,并最終將其同化。在這樣一種文化傳播背景下,中國傳媒業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單一的社會價值標準逐漸多元化;電視普及,互聯網的傳播學地位急遽上升;原來以語言為主要信息傳播載體轉變為由視覺形象為主導;媒體業進一部細分觀眾(讀者)……。以上種種跡象表明,中國已在內力與外力的共同作用下逐漸進入后媒體時代。

一、中國當代建筑理論與批評的環境

1.社會與文化環境

中國的政治意識形態在1976年(毛澤東逝世)前后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即從前期左傾的激進轉變為后期右傾的自由與開放。在1976年之前的中國建筑注重表達民族、國家和革命的宏大主題,此后的建筑傾向于表達地方文化并逐步關心現實的世界,是一個從“大敘事”走向“小敘事”的過程。①到20世紀90年代,經典政治權力已非中國惟一的權力中心。以發達互聯網及傳統媒體系統為載體,以全球化為背景的文化霸權主義侵入中國,并呈現一種強勢文化的姿態。中國的媒體比以往任何時侯都更靠近西方媒體:電視與互聯網的迅速普及為信息在國外、國內的同步傳播提供了可能,信息在國內國外幾乎同步上市。西方強勢文化借助媒體形成獨立于政治權力之外的另一種權力——文化領導權。中國經典的政治權力反而漸漸退居世俗大眾生活的次要地位。

眾所周知,西方在歷經現代社會的長足發展之后,于20世紀60、70年代步入后現代社會時期,價值體系的多元化在許多藝術領域展開(建筑領域當然也不例外),并逐漸影響人們的精神世界,統一價值取向標準的對神圣與崇高的向往被單體個性的張揚所取代。這種多元化的價值取向也隨著西方文化的入侵而深刻影響著中國人的精神生活與行為準則。對庫哈斯央視新大樓的追捧即體現了中國建筑界對西方建筑文化的神往與傾慕,而對該方案的批評則反映了堅守本土文化傳統者(即中國現代主義建筑文化的擁躉者)的貫常立場,審美的多元化取向可見一斑。

2.邊緣性

中國當下的社會與文化環境決定了我們的邊緣性地位。一方面,文化全球化改變了我們的日常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我們又被納入另外一種價值觀,不得不屈從于文化帝國主義的支配。無論承認與否,全球化都無情地影響著中國的歷史進程(俞可平)。然而在比較有影響的文化理論體系中,找不到一種屬于中國人原創的體系(季羨林)——這說明我們難以接近學術中心的邊緣狀態。建筑界也是如此,對西方當前主要的建筑文化與理論,我們缺乏對其所以發生發展的社會背景的理解,同時也缺乏理解它們這種發展的社會參照系,更遑論對其作出有力量的批判了。

二、喧囂與冷寂——歷史大關系下的建筑理論與批評

1.超出權力與政治陰影

從1976年以后,中國國家政治與權力形成的單一文化態逐漸擁入開放而自由的空氣,整個中國開始重新認識“真理問題”。國家意志與正統意識形態從主流文化地位漸變成文化中的“主旋律”,雖由政府大力倡導,但并未真正成為大眾喜聞樂見的文化形式,因為其中充滿了過多的政治宣傳。與此形成對照,“主旋律”文化之外是大量富有生命力、為大眾喜愛的世俗文化。“主旋律”作為國家的文化導向,具有強制意味,帶有鮮明的權力和“教化”色彩。然而比“主旋律”文化更為生機勃勃的是大眾的流行文化,它沒有權力的支持,但充滿了生命力。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國建筑迎來了一次真正的熱潮。這一熱潮與建國初期興建“十大建筑”的熱潮不同,這一次是自下而上的力量使然,少有政治與權力的影子。這標志著中國建筑從表現宏大敘事主題轉向對現實世界的關注。正其時,西方的后現代與晚期現代主義理論盛行,中國建筑界幾乎未加批判便接收了它們,正好用來當作如何對待傳統建筑文化的理論支柱。

1976年以前(或曰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建筑界對中國建筑風格的定義為民族主義,表現為所有的建筑現象都圍繞一個中心——一個原則、一個意義、一個精神以及一種世界觀,這是權力與政治陰影下的單一文化態現象。這一時期的建筑理論與批評也以對民族主義建筑的討論為主,語言風格上模仿前蘇聯,呈現出整體統一的價值取向。

時間再回到20世紀末21世紀初,較之20年前,事物的真理性已變得不那么重要了,我們被強制性地帶上開往后現代主義②的列車。中國的現代主義建筑在20世紀70年代以前受權力與政治的約束,形成一整套的“共識法則”,一切建筑敘事主題只有經過它的認可,才能具有真理性的價值,并且為人們所接受③;而在此之后,權力與政治影響式微,“共識法則”被顛覆,“科學不再以追求真理為第一要務,而以生產未知為目的,‘為了創新而創新’(利奧塔)”,隨后,中國建筑界呈現“百花齊放”的豐艷效果。建筑理論與批評終于走出了權力與政治的陰影。

2.視覺化傾向

前面已述及后媒體時代審美的視覺化傾向,視覺符號正在或已經超越了語言符號而成為文化的主導形態④。英國藝術批評家伯格說得好:“在歷史上任何社會形態中,都不曾有過如此集中的形象,如此強烈的視覺信息。”⑤在各文化產業中,視覺符號被大批量生產出來。視覺形象的生產和傳播,并不只限于藝術領域,藝術已經在相當程度上泛化了,審美過去是藝術家的專利,如今已成為普遍的社會追求。建筑也不再是建筑師的專利,業主、公眾都有參預、評判與選擇的權利。

建筑理論與批評剛剛走出權力與政治的陰影,又面臨這樣一個好的建設時代,應當說應該有好的建樹,可惜,西方建筑文化豐富的形式語言擁入得太快(上海建筑金、銀、銅獎的評選中,約半數方案為國外建筑事務所設計),讓人眼花繚亂,又亂了陣腳,很多建筑師便再也無心深究中國自己的建筑文化問題,而一味采取“拿來主義”。中國的建筑理論界儼然與西方建筑理論界全面接軌:西方的各種建筑理論都可以在中國的建筑媒體中找到介紹。中國的建筑批評更呈現出一副庸俗的面孔:以充滿視覺張力的精美建筑圖片為主,以西方建筑理論片言為點綴,以對建筑的參觀性介紹為主線,因此整體缺乏理論深度。

3.邊緣與中心

此處所說的邊緣不是指前文所指的中國文化的邊緣地位,而是指在建筑理論與建筑批評中圍繞建筑學價值為內核的部分為中心,外圍的遠離建筑學價值內核的部分為邊緣。察看中國目前的建筑批評與建筑理論,會發現中心冷寂、邊緣熱鬧的場景。關乎建筑學價值的討論與評判很少見,而建筑理論與批評的大眾化傾向卻十分明顯。大眾對建筑批評的關注與熱忱雖然是一件好事,但大眾的評論不能作為建筑學核心意義上的評價基礎,大眾與媒體的參與充其量只是豐富了建筑學的外延,形成建筑學科對大眾與其他領域的開放,但這并不能在根本上影響建筑學的基本評價體系。

在西方,現代主義的天才常常感到與大眾的疏遠(這一點可以在波德萊爾的詩歌里明顯地看到),而后現代時期的藝術則明顯有一種取悅大眾的傾向。當代中國一批年青的建筑師以一些“很有思想”的建筑取得了顯著的社會知名度,媒體曝光率很高,各種學術會議與展覽上也時常會有他們的身影/作品出現,他們的行為與活動雖然促進了建筑師與公眾之間的了解與互動,繁榮了媒體的建筑現象與評論欄目,但在這些喧鬧的表象背后,究竟有多少屬于建設中國當下建筑文化內核的部分,這實在是一個令人思索的問題。要尋找的東西也許只在燈火闌珊處。

4.哲學

把當前建筑理論與批評(世界范圍內,亦包括中國)的繁華的表象剝去,剩下的是什么呢?哲學,僅僅是哲學,哲學的理論,哲學的語言。建筑學界似乎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對哲學發生如此濃厚的興趣。后現代主義、解構主義、新現代主義、現象學、語言學、符號學……20世紀所出現的哲學理論幾乎都被建筑師與理論家引用或移植到建筑學體系中來,形成各種建筑理論與批評的系譜。

雖然我們不能排除有些建筑師不過是把這些時髦的哲學作為抬高自己身份的藻飾⑥,但不可否認的是世界范圍內仍有相當一部分建筑師在實踐著他們所理解或誤解的哲學家的哲學。例如,埃森曼在威克斯勒視覺藝術中心和其他一些藝術作品中,把解構主義哲學家德里達“取消中心”和“文本的游戲”思想作出了建筑形象上的直觀表達,建筑成為其哲學思想在現實世界中的載體。

除了那些認真實踐著其所追奉的哲學思想的建筑師之外,也有相當多的建筑師拒絕承認建筑理論和批評家為其貼上的流派標簽。他們認為屬于哪一種建筑流派并不重要,關鍵是要如何解決建筑“此時此地”的問題,即解決特定時間特定地點的建筑形式與功能問題——這仍屬于現代主義建筑的大范疇。

現代主義在20世紀后40年中得到不斷的反思與修正,從60、70年代后現代主義的強烈反叛與解構主義對中心的消解開始,現代主義建筑思想與哲學就在不斷的自我否定中尋求新的語言系統,以突破到處通用的呆板的“國際主義”。最初時的 “反叛”意味著對“異質標準”(后現代主義的主張之一)與“不穩定性”(解構主義的主張之一)的追求,亦即從內部破壞先前現代主義作為一種“常態科學”的基礎構架,倡導沖突和論爭,以異于現代主義建筑審美的標準來創造和實踐新的建筑理論。

20世紀是建筑與哲學關系最親密的一個世紀。

5.語言

20世紀后半葉,在反現代主義的理論中最有語言沖擊力的當屬文丘里《建筑的復雜性與矛盾性》。該書第一章“錯綜復雜的建筑:一篇溫和的宣言”本身就是對英國18世紀的一篇著名諷刺散文《一篇溫和的建議》的戲擬。雖名為“溫和的宣言”,其實并不溫和,相反卻極為激進,它表達了對現代主義僵死的、教條的美學規范的深刻嘲諷和批判。

隨著后媒體時代的來臨,語言的張力逐漸讓位于形象的狂歡,語言的批判能力逐漸疲軟。從現代主義的大纛——《走向新建筑》(柯布西耶)到文丘里的《建筑的復雜性與矛盾性》,再到當代西方的建筑理論文本,我們會發現語言力量的逐漸消解。對現代主義的批判力度以后現代理論文本為最,而其后的理論都是對現代主義建筑理論某種程度上的“歸順”。而西方哲學界在20世紀80年代以降,后現代主義也發生了明顯的轉向,后現代哲學著作中的非理性主義與虛無主義較之早期的后現代有所收斂,但卻是更為激進的民主主義,“試圖借鑒后結構主義與后現代對現代理論的批判重建理性、批判、能動性與民主”⑦。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20世紀建筑理論與批評的語言立場與哲學的語言立場何其相像。

其實語言的立場反映批評的力度,它反映出一種建筑哲學是對另一種建筑哲學的全面否定還是部分改進。在中國,因為當前還沒有形成完備的現代建筑理論體系,只有整體移植西方的建筑理論,所以,我們難以看到有深度的建筑理論與批評。更兼后媒體時代形象審美漸成主導,建筑藝術在造型藝術中又是與大眾關系較密切的一種形式,故而關于建筑的批評也以一種更為大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出現——本體的建筑+邊緣化的語言。這也是當下中國建筑批評整體滑坡的一個標志。

三、作為與不作為

西方當代建筑理論語言中最近出現了一種“玄學”傾向,雖然遠非主流,但卻存在不
良的導向。在一次公開的采訪中,弗蘭克·蓋里曾談到他所設計的古根海姆博物館,他說,博物館的形象在他到達畢爾巴鄂的第一天晚上就出現在腦海中,并形諸于草圖。畫好那張草圖后他就再也沒翻出來看第二眼,直到建成后很久,他的助手從草圖堆里找到了這張圖,居然與建成的一模一樣。在回答記者的提問時,蓋里將這一現象歸于魔力的作用,是在魔力的召喚下,完成的這座建筑。蓋里對建筑成因的解釋顯然有唯心的一面,它掩蓋住了要真正建成一座出色的建筑所需要的對功能及形式進行反復推敲的實質,簡化了建筑創作中艱難的美學探索過程,言雖簡,意未盡。

類似蓋里的關于建筑的言說預示著新“玄學”語言時期的到來,在西方,因為有跨越整個20世紀的現代主義建筑完備的發生發展背景為參照系,所以構不成對建筑設計與理論正常發展的侵襲,而在中國,因本土體系的柔弱,這樣的語言與批評只會引起新一輪的理論方向的盲目與無所適從。我們有目共睹的是,在中國本土,國外建筑師不斷推出新作,無論怎樣的大工程中標或實施,都普遍缺乏有力度的建筑學價值意義上的批評,建筑界整體表現出“失語”狀態,顯示出一種主觀的不作為。

面對西方各式的建筑理論以及充滿“玄學”色彩的建筑話語,不作為顯然是一種不太正常的現象。中國的建筑媒體可以做一些有預期結果的事情:一、推進建筑學價值內核的確立,在對現代主義的不斷完善中化解西方后現代所提出的種種矛盾,不如此,無以有正確的方向;二、繼續推進建筑學與公眾的互動,激活建筑學的邊界,不如此,建筑理論與批評無以有大眾的土壤。

注釋:
1.朱劍飛,“現代化:在歷史大關系中尋找張永和及其非常建筑”,《建筑師》108期,2004年4月號。
2.所謂后現代主義,用利奧塔的話來說就是:“我把后現代主義簡單地規定為一種對超驗話語的不信任。”它要求科學不再充當真理的化身與衡量一切的標準,而是承認自己只不過是諸多語言游戲的一種形式,從而建立局部決定論;并且也不再以追求真理為第一要務,而是以生產未知為目的,“為了創新而創新”。
概而言之,后現代是一個反體系的時代。反體系即反對任何人為設定的理論前提和推論,否定人能達到對事物總體本質的認識。因為個人經驗和人的生活總是有限的和雜亂的,它無法超越自身去把握宇宙規律和世界整體。這種反體系的結果使得人們放棄了對終極真理的追求,而重視現實圖景的表象和枝節。揚棄了指向中心性的交流和共識,而走向差異和謬誤,使語言的意義陷入莫衷一是的泥淖之中。
3.利奧塔對現代性作如是評價。
4.周憲:“視覺文化與現代性”,天津社會科學出版社,《文化研究》第一輯,P124。
5.轉引自周憲:“視覺文化與現代性”,天津社會科學出版社,《文化研究》第一輯。
6.萬書元:當代西方建筑美學,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2年,P275。
7.斯蒂芬?貝思特、道格拉斯?科爾納著,陳剛等譯,后現代轉向. 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2.7. P11

作者簡介:李東,畢業于重慶建筑大學獲碩士學位。現供職于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建筑師》雜志社。已發表專業學術論文10余篇,譯著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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