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夢又十年

摘要:本文以劉家琨、都市實踐和馬達思班三家建筑事務所的作品和言論為樣本,探尋中國建筑思想界十年間的主要問題,指出實驗精神消退和入世精神增強的大趨勢,嘗試分析這種局面發生的原因。本文指出:本土建筑形式語言的缺失是中國建筑界面臨的核心問題。建筑領域目前的“中國智慧”是一種非批評性的模仿。中國性存在于現實中,也存在于歷史中,同時存在于知識傳統和民間智慧中。對傳統的忽視,已經成為中國建筑發展的瓶頸。明星建筑師有責任從歷史和知識素材中尋求深層動力,引領中國建筑走出“語言缺失”的困局。勇于夢想的能力,是思想突圍的基本動力。

關鍵詞:劉家琨;都市實踐;馬達思班;實驗精神;形式語言;中國傳統;中國性

去年在北京方家胡同,舉辦了一場名為“東西南北中——十年的三個民間敘事”的聯合建筑展覽。參展的三家建筑事務所在業界聲望卓著,分別是:馬達思班(MADA s.p.a.m.)、家琨建筑工作室和都市實踐(URBANUS)。細讀展覽題目,在謙遜含蓄之中,透露出一絲氣吞山河的寓意。例如“民間”一詞,暗示著對“體制”的委婉批評,而“敘事”則充滿“人文情懷”,意即此為深層的“洞察”而非膚淺的“說明”。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十年”這個詞。在中國文化當中,“十年”是不尋常的。有時,它是功成名就的標榜:“十年窗下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有時則意味著夢想流失,宿命感虛無感抬頭,所謂“十年一覺揚州夢”、“十年老盡少年心”。但在旁觀者眼里,倒更愿意想起賈島的名句:“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今日把示君,誰有不平事”。十年間,建筑觀念齊刷刷右轉,商品價值將民間建筑思維中的理想主義蕩滌一空。而朝野一致的造星運動,終于有所斬獲。臺上是明星,臺下是建筑師?是理論家?是批評者?還是商人?十年的時間還不夠我們給出評判。“養兵千日,用兵一時”,中國建筑界十年間磨出的這一把利刃,到底要用它來蕩平哪些“不平事”呢?

我們且先來看看這十年間到底發生了些什么。在國內,青藏鐵路通車,三峽大壩建成,嫦娥一號升空,中國成功申辦并舉行了奧運會和世博會。在國際上,美國發生911事件,“文明的沖突”成為新的關鍵字。SARS和禽流感席卷全球,與日俱增的地質災難和氣候巨變令人們憂心忡忡卻苦無對策。十年的末尾,全球性的金融危機襲來,人們開始思考,莫非人類社會現行的經濟制度和生活方式都存在根本性的問題?值此險象環生之際,中國建筑界卻迎來了史上最大的發展機遇:商業地產開發催生了體制外的設計市場;大批國營設計院和私人事務所在此搏殺,儼然一個設計界的叢林時代;中國城市以無法想象的速度膨脹 ,人居環境方面的改善卻非常有限;設計語言的匱乏造成山寨建筑的層出不窮,施工質量的落伍令美好的憧憬成為泡影,大干快上的熱情使得任何耐心和品味追求失去現實意義。每個人內心都是糾結的,每件事情都在擰巴中突飛猛進,一座座造價、規模和形象上注定成為城市象征的新建筑相繼落成,卻缺少本土建筑師的思維投入。建筑師是焦慮的。短期的商業成功和長遠的職業聲望之間,似乎存在著天然的屏障;給自己帶來機會的建設任務,很可能是盲目開發和錯誤決策的結果,個人成就成為環境破壞和社會不公的推手。舉目四望,新世紀中到處都是不平事,這分明是令有心人痛苦萬分的十年。

傾聽媒體的聲音,無異于隔靴搔癢;建筑師的自我闡釋、評論家的煽風點火,更是讓人一片茫然。現象的聚集、符號的生產,讓人們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行動家,在“當下”的層面上思考,抹平歷史縱深的話語建構,對有限形式探索的過度闡釋,一時蔚為大觀。細看來,在每一次熙來攘往的會議展覽、眾聲嘈雜的辯論研討、云蒸霞蔚的酒會聚餐背后,找不到期待中思想的凝聚,所見唯各式各樣隱蔽在資本運作背后的觀念操作、利益交換或聲望尋租,互留名片后一拍兩散。庫哈斯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為建筑師撕下讀書人的面皮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藝術界與建筑界的一次次激蕩,建筑師謀求突破體制、傳統和身份局限而進行的一次次“越界”,進一步揚起了“八佾舞于庭”的塵埃。紛紛擾擾之中,藝術家、建筑師、評論家、各種各樣頂著頭銜的人,對市場或半推半就,或赤裸裸喊出“利用藝術”的口號。 對此,資本一直在冷眼旁觀。這是輕飄飄的十年,人們不得不掩埋自己的真實和誠懇,堅定可靠的話語,那些精神理想,被人嘲笑或貶低,自己都恨不得找個地縫鉆下去。投機精神牢牢控制了藝術和建筑人格,知識階層的成功都以商業標準來衡量,“唐駿流”不擇手段求上位的路數被看做能力的象征,評價標準瀕于崩潰。

如果歷史經驗是對的,它會告訴我們,極度的混亂中孕育著秩序的萌芽。悲觀如我,也依然相信良知并未絕跡,它只是暫時封存在人們的內心。正如朱其所說:“即使知識分子和批評家越來越失敗,也不能證明社會理想從此就要靠權力資本的操縱者來實現了。無論是對知識分子和批評家的絕望,還是對資本家和暴發戶的膜拜,這都是一種對自己的不自信,也是一種虛妄的想象。” 低廉的欲望不可能造就像樣的時代精神,不管身披多么美妙的理論外衣。社會分化到如此程度,置身于一個國計民生中吃水極深的行業,建筑師在旁人眼里儼然是新貴和富人的同謀、主流意識形態的附庸。我們不妨捫心自問,難道我們真的沒有一個可以追求的目標嗎?難道放任和沉淪是這一代人的宿命嗎?

那么我們不妨認真一次,從這幾位“民間”建筑人十年間的言談與作品中去尋求問題,為莫須有的“集體想象”正名。為此,我們要披沙揀金,從一大堆“設計說明”、意在打動甲方,取悅于中外媒體視線或自我重復的文字中, 篩選出一些有分量的內容。或許其真誠性同樣有待商榷,但我們只能期待其中一些激濁揚清的片言只語在下一個十年余音繞梁,通過“量”的積累來達到“質”的躍遷。我選擇了五個關乎當代中國建筑師生態的“大”話題,來進行綜合比較。

1. 建筑師如何對待西方文化和流行建筑語言

對倉促忙亂的中國建筑設計界而言,西方仍然是個不可逼視的存在。一直在國內生活與工作的劉家琨說:“不知不覺,西方的一切已經滲透到我們的日常生活,而他們對我們的了解還只像是聽見了遠處的雷聲……有時候我覺得他們像是從我們正在窮追的未來世界里走回來和我們討論我們的過去的人。……當然,這些熱門話題并沒有錯,至少可以算是社會信仰缺失后的某種替代品……西方的技術基礎、理論強勢、批評體系,使人們說話有理有據,但從文化平等性而言,這些東西并不能放之四海而皆準。” 他把獲得國際建筑界注意的中國建筑師稱為“干凈蘿卜”,這個比喻精準而又讓人沮喪,形象地說明了中國建筑界、乃至中國建設實況作為西方人類學研究對象的尷尬地位。有過海外留學經歷的都市實踐諸位建筑師道出其中原因:“現代文化籠罩在西方的文化體系下,當它傳播到東土,精華黯淡了,本質性的內涵被許許多多表象掩蓋了。全球化的趨勢,是占主導地位的西方文化更容易被推廣和應用,而在這種文化核心之外的人都很難具有原創。……我們堅定的認為中國城市化的現實問題會造就一種理論,造就一種實踐,這是‘中國制造’的……但愿我們這代建筑師能從沒有原創的沮喪中找到一個在世界立足的站點。” 對此,馬清運以更加現實和奔放的態度表示:“文化對話從來就沒有對等過。其實中國情結也不都需要對等的地位,更多地老是想著怎么達到壓倒性的位置上去。如果都公平了,那就沒意思了,不對等、不公平,才是這個社會的常態,……不要老是說人家怎么壓你了,也要看到自己如何站在一個高位上的樣子。對等只能是一種烏托邦。” 

2. 建筑師對中國性/現代性的態度

面對這個問題,劉家琨說:“我并不是天天都想到國際化,因為你躲都躲不掉;我也不時時想到地域性,因為你天天都在這里。牢牢地建立此時此地中國建造的現實感,緊緊地抓住問題……這些問題已經奠定了‘中國性’,這些問題自會與時俱進,使你保持‘當代性’”。 與劉家琨觀點類似,都市實踐的建筑師們傾向于將“中國性”一分為二,描述為一種“死的傳統”和一種“活的現實”之間的對立關系。比如:“同樣是現代風格,一經中國人之手,總帶有中國人的特殊理解,絕對不是西化的。比起復古的中國式,這也是一種當前的中國式。” 孟巖在訪談中也說:“我們也會做一些所謂這樣的中國式建筑……但并不是我們會在所有的項目里去有意識地做這類建筑,我覺得最根本的還是中國的現狀,現代中國人的社會條件,中國的都市狀況,哪怕它是不完美的……我們會發現一些真正有創造性的機遇。” 至于什么是塑造中國“現代性”的“現實”呢?王輝給出了解答:“目前中國的現代性問題,主要面臨兩個方面的轉移:一個是中國的城市化……第二個則是全球化。……由于這兩件事衍生出的很多具體問題,你只要回答出某一個具體問題,或者是回答這么多具體問題的某一個小側面,這時,你就或多或少沾染上現代性。” 都市實踐的土樓公社,可以看作是這一態度的實物寫照。對此,馬清運再一次給出了貌似前衛,實則虛無的“理論化抬杠”:“人類渴望留下永久性的東西,都是糟粕,它會給未來帶來壓力。繼承就是一種暫時的快感,這和其他一切不繼承的結果是一樣的,繼承了也不可能擁有幾輩子,還是滿足了一種臨時的快感。” 對于苦心孤詣于復活傳統的建筑師如王澍,馬用略有嘲諷的語氣評價道:“王澍是陽春白雪,我是用途至上……王澍的這種把建筑本體的質量當作終極目標的趨向,是中國唯一仍然有機會的地方,說明全世界都在消失,王澍能夠抓住機會,這也是對中國建筑的貢獻……這是本人的成功……這不代表正常的趨勢。至于我的貢獻,我不希望我跟周邊有太多關系,希望建筑能夠代表城市新能量,或者說,我不想假裝有關系”。 以這種態度為基礎,馬在涉及到歷史保護地段的設計項目時采用了一種“逆向思維”的設計表達:“新與舊、內與外、園林與公園在此被一種極為輕的方式結合在一起”。 

3. 建筑師的失語/原型焦慮

作為一名專業人士,劉家琨坦言:“我也這樣做(指跟隨西方的形式語言和概念),同時卻心存抵觸。切身體會告訴我,當下的中國現實不應該限于用這套話語去表述,但應該怎樣去表述,我還說不出來。……問題在于,這種姿態可能會孕育出一代用盜版的西方標準來處理中國現實的中國建筑師。” 原型對于建筑師來說,是關乎生存品質,而不是生存能力的問題;它考量的是一個人的基本誠信,對外關乎尊嚴。所以王輝說:“作為一個想創新的設計師,最大的焦慮是原型,即無論怎樣自以為是的原創,都有可能源于一個早已被人咀嚼過的原本”。 對于設計界對外來形式和概念毫無障礙的“翻譯”和“借用”,連馬清運這樣反對“原真性”的建筑師都不免喟嘆道:“第一個困境,我們還是用西方的建筑教育和西方的建筑實踐來解決中國的問題,這個可能在一段時間里是有效的,但是從長久來看,還是需要重新思考的,并且重新進行批評,我認為大家現在工作速度都比較快,創造了很多的作品,但是根本的困境仍然是沒有解決的,或者說只是暫停了一下而已。” 

4. 建筑師的設計哲學和生存策略

劉家琨以一種自我解嘲的方式來描述自己發明的概念:“所謂低技策略只是一種被逼無奈,將錯就錯的戰術,它并不是高屋建瓴,以亞洲的情況來對抗西方之類的理論運籌……”。為了獲得認可,就得政治正確:“如果你依循西方的那種政治正確性,抓住幾個關鍵詞,就比較容易得到認可。這已經形成一套技巧,大家心照不宣。”其實,在工程設計領域,西方的政治正確性(如生態和低碳),早就成為國內主流學界所要努力達到并趕超的“國際標準”。 對于“處理現實”這一著名概念,他巧妙地保持低調:“‘處理現實’,其實就是講‘有效實踐’中的‘小道理’(對能夠操控的條件、能夠辨析的現象進行分析綜合與形式化、趣味化的能力),并不主要是建筑作品,而是作品與現實之間的關系、面對現實的姿態、以及利用現實的思想方法……如果在解決問題時有一些創造性、‘個人性’也就隨之呈現——這就是我的基本方法。”與之類似,面對大環境的局限,都市實踐的建筑師也采用了降低目標、分解任務的策略:“都市實踐的實踐特點是盡可能參與那些能夠在城市的尺度上改善當前城市狀態的公共性的建筑項目。” 請注意其中的“改善”一詞。這種改善其實表現為幾種不同尺度、不同類型的設計策略,即王輝所列舉的三個并不并列的概念:“都市再生”、“都市造園”和“都市村莊”。 這里所蘊含的現實感,在謹慎之中流露出環境重塑的抱負。而具體的方法則被歸納為“城市介入”和“城市填空”:“這是都市實踐從兩個不同的極端來進行批判性實踐的方式”。 馬清運則又一次以理論化的玄學語言闡釋了對各類思想包袱的輕視,和對商業精神的熱忱:“我們可以斷言,商業是城市的生命。我們現在所面對的城市已經無法以比例尺度以及關于形式的語言來描述,而且我們發現規劃及建筑界越想用形式的語言和形式的邏輯來分析和控制城市,城市就越發變得粗野而不愿被控制。……絕對自由城市主義的核心精神是商業精神!” 對利潤的最大化追求,折射出商業資本自戀的任性:“革命性的做法的背后是都市的自信力的支持。這種自信力推動了規劃對傳統城市的各種風情、情調、以及韻味的果斷放棄,并堅定地期待全新的城市特征在與歷史斷裂之后與新的城市生活的運作一同重生。” 這類言論汪洋恣肆,令聰明而驕縱的一代心花怒放。

5. 當代中國建筑師的歷史地位,或責任

劉家琨說:“我們這些建筑人,攀附于中國的崛起之身,開始出頭露面了,但作為個人其實真的沒有什么可自夸的……是時候了。當前是有點亂,青春期本來就亂……中國的百年革命好不容易翻到了這一篇,我很慶幸活在這樣一個時代當一回中國建筑師,我非常希望諸位能夠借助歷史機會和獨特資源,把建立一套基于當代中國實踐的言說體系視為自己的責任……”。 與劉所追求的個人化的詩意語言不同,都市實踐堅持將中國的城市化比擬為規模化、速度化的工業制造:“在當前高速城市化的條件下,建筑師所承擔的任務不僅僅是專業意義上的建造中國,而是在廣義文化層面上制造中國……建筑師的責任是重大的……建筑師的創作不可能逃逸社會現實、閉門講究建造與建構。” 在某個場合,王輝直接表達了對超越傳統意義上的建筑師成就的信心:“中國當今有無數的建設機會,但很少有人能夠站在這種使命感角度,自覺地以創造當代文化為己任……要求一部分建筑師能自覺地超越其傳統角色,站在更宏觀的社會角度,利用職業的設計機會,向社會發出一點聲音。都市實踐從成立之初就對這種角色充滿了信心和使命。” 馬清運則一如既往,以拒絕崇高的語言消解著建筑職業的核心內容:“我認為建筑師的文化身份應該是代理者,他自己不是投資這個建筑的人,也不是使用這個建筑的人。所以他其實是代理了兩個人,既代理了投資者,同時也代理了使用者,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難得的角色,也是一個非常難的角色”。這意味著,建筑師能力的局限,甚至無權成為制造商,最適合做個黃牛,賺點差價。

三家事務所基本的理論態度和實踐原則:

劉家琨。關鍵詞:低技策略、處理現實。基本態度:中國性=現實問題=當代性。

都市實踐。關鍵詞:當代性、現代性、城市介入、城市填空、城市裝置、人 性關懷、中國制造、制造中國、批判性。基本態度:中國式=現狀和問題≠歷史形式。

馬清運。關鍵詞:都市創造力、都市策展都市主義、巨構、多樣化、中心 、偏移、最大化立面、城市密度、反形公共空間、實用、商業精神、農業都市、過期規劃、歷史斷裂。基本態度:新能量=不相關=不繼承;傳統=永久性=糟粕。

劉家琨和都市實踐不約而同地將“現實問題”視為解決問題的基本線索。在他們看來,“中國性”是包含在“當代性”中的次級概念,而這一“當代性”,又與全球化的大背景息息相關。與之相反的傾向——到歷史中去尋求精神家園,受到他們的忽略或懷疑。至少都市實踐曾明確表達過這樣的觀念——“比起復古的中國式,這也是一種當前的中國式。” 對他們來說,歷史已經是模模糊糊無從把握的迷霧;而地攤式、風情化的“中國風”建筑,又不屑為之。 可令人憂慮的是,終有一天,“處理現實”也會降格為一個流行概念,到那時建筑師退路何在?所以馬清運干脆對此類沉重的話題避而不談。他所反復談論的“都市新能量”,其實就是對一切城市脈絡的切割處理,而傳統、或對永恒的追求,只是小部分“非正常”人士的幻覺。以庫哈斯為鏡,史建認為這也是一種獨特的“實驗建筑模式”。 

以上比較可以讓我們粗略察覺十年間中國建筑實踐面臨的主要問題(見表1)。當事人對此給出了各種解答,有雷同、有差異、甚至有時截然相反。旁人從中讀出煩惱、焦慮、期許、自信、謙卑,還有無奈。盡管如此,現實卻不因個體的態度而發生轉移,就像大火燒屋,苦主賭氣背過身去不看,其實內心也還是七葷八素。沖上去的人,有的選擇小范圍救火,有的采取大面積阻燃,有的一狠心一跺腳,大喝一聲:“讓大火燒得更猛烈些吧!”趁機烤兩個地瓜充饑。在旁觀者眼里,每個人的角色是清清楚楚的。與作品的數量、品質和思維深度相比,建筑師世界觀上的“早熟”,不會是毫無代價的。為什么這樣說呢?因為中國建筑師迄今仍然沒有找到自己的語言。而形式語言,是建筑學的核心問題。有人引用2000年威尼斯雙年展的口號,提倡“少一點美學,多一點倫理”,其實他不明白,在這個領域中,美學就是倫理。沒有自己的語言,我們所奢談的現代性,其實只是翻譯和模仿罷了。國內的“現實”,就是一個似是而非的西方模式的翻版,我們引以為豪的城市建設,都只是些拷貝而已。我們在西方化過程中的主動或被動的抵制,被解釋成新的現代性主張——“中國智慧”,其實只是一種非批評性的模仿。中國城市現實中的活力,其實是本能、反智和反正義的,中國建筑師的“處理現實”,本應該是整理它、招安它,為其正名,取其精華、建立秩序的過程,這需要極大的智慧和耐心,但從遠處看也不過是見招拆招式的權宜之計。難道中國性真的僅存于底層民間現實里拙劣的低品質的盲目的抵制性模仿嗎?難道中國性僅存于新圈地運動過程中欲望沖擊下人們無秩序的野蠻創造中嗎?難道我們的知識傳統真的可以輕輕松松棄之如敝履嗎?筆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國建筑語言的追尋離不開四個車輪,它們分別是:知識傳統、西方模式、中國現實和個人表達。 其中,中國性存在于現實中,也存在于歷史中,同時存在于知識傳統和民間智慧中。為了自立于西方形式語言(倫理)之外,僅關注現實/民間素材是不夠的,必須同時從歷史/知識素材中尋求深層動力。心安理得使用別人的語言來描述我們的現實,注定沒有出路。

建筑師不是演員。社會期待召喚明星建筑師,一定是希望他們承擔更多的東西,希望他們手中的利刃能有所作為,而不僅僅是擺在聚光燈底下承受香火。客觀地說,在當代中國,成為一位明星建筑師是相對容易的。以中國建筑有限的物質和精神準備,由輿論所設定的成就點非常之低,稍一努力就掌聲一片。有人甚至認為:明星建筑師當前的首要任務也是服務于大量建設的 。對此,旁觀者清,普利茲克建筑獎的執行總監Martha Thorne女士就毫不客氣地指出:“當代中國建筑與國際一流建筑的設計質量還是存在差距的,這種差距已經不再體現在建筑的規模和技術層面(奧運世博項目都證明了這一點),而真正存在差距的是建筑的思哲層面,即如何讓建筑具備更加深邃的精神品質,或者說,如何把握對建筑本源的批判性思考和空間上的創造,讓建筑成為人類文化寶庫中不可磨滅的印記。這應該是下一階段中國建筑師的努力方向。” 

在精神追求方面,回顧中國建筑界歷時并非久遠的探索歷程,其中的轉變耐人尋味。一方面,早年心智初開之際輕易給自己和別人貼上去的標簽如今被偷偷撕了下來;另一方面,冷酷的現實、艱辛的工作、累積的聲望和小康之后五色斑斕的世界都讓意志逐漸消磨,所謂“新知不益,物誘日多”。 中國這一代有追求的建筑師的“扎根”過程,充滿了不足為外人道的艱辛。以同情的角度觀之,“這也是一種扎根,雖然充滿無奈,但至少表現了一種追求的信念和堅韌。” 而圈外的批評者顯然沒有這般溫柔,“一般知識階層”對明星建筑師充滿了期待,大眾的造神運動,并非旨在培養幾個國內媒體供奉的偶像——對外理屈詞窮,對內附庸風雅。史建追溯歷史,找到了理想主義的滅點:“張永和在《第三種態度》中表達了‘批判地參與’,以及‘立場的根本性,策略的不定性’等觀點,并且提出了要以十年紀念為契機,實現‘非常建筑’從一個個人化色彩濃厚的建筑師工作室向組織嚴密的建筑師事務所的轉型,而‘非常建筑的發展目標,是成為一個業務上國際化的建筑事務所’。在這些表述中,介入現實的‘入世’(市場經濟)欲望的強烈,已經遮沒了‘實驗’性,而非常建筑在此后也確實是這么做的。” 這一文章發表于2003年的《建筑師》雜志的紀念專輯,“十年”這個常數在此又一次映入眼簾。

一個系統的健康發展,離不開邊緣批評性力量和核心建制化力量之間的此消彼長。中國建筑實驗精神(先鋒性)在十年中整體退潮,卻沒有新一代的有生力量填補空白,這是其中的原委到底是什么?史建將“實驗精神”消退的原因歸結為語境的轉換——它所要對抗的秩序“消失”了,它開始全面介入主流社會,它所面對的是更為復雜的世界。亦即,一旦幡然醒悟,明白敵人不可戰勝,就選擇了接受招安。 眼前的秩序還是那個秩序,只是實驗建筑師們不再憤怒。朱濤卻認為,所謂第一代實驗建筑師的假想敵和武器都是靠不住的:“其中一些覺得只有靠來更生猛的,更狂怪的,非要擺出一個強奸context的姿態,才對得起‘前衛’、‘激進’、‘能量’這些字眼兒。另一些覺得堅持做純凈點的形式,把墻刷白,加點木百葉,就算文化上的抵抗,或‘批判’了——這些恐怕都還是糊弄,都還是太過簡單的花拳繡腿。”歸根到底,建筑師內力不足、小富即安,是批判性失落的根源。這些態度,都表明了輿論對這個“無夢”的十年的失望。

明星建筑師實驗精神消退的一個最為嚴重的后果是,盡管現實面前他們選擇以個人身份退卻,但社會聲望尚在。其不良的示范作用,讓新一代建筑人接收了錯誤的信息,從而成為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信徒,延緩了思想革新的正常節奏,從而直接促成批評性的消失——是建筑師失去了做夢的能力,才真的無夢十年。
必須抓住核心,直面語言缺失所帶來的文化問題,而不是攀附于大慶典、大災難、大流行、大媒體之上以種種更加吸引眼球的方式來“承擔社會責任”,成為時尚的寵兒。這也需要一點犧牲精神。批評家自身的審美疲勞,不等于全社會的審美疲勞,至少在提高趣味的層面上,建筑師對我們身邊的物質環境還大有可為。但對于一小撮有著較高文化使命感、也已經得到輿論認可的明星建筑師來說,他們需要面對的問題實際上是中國與世界之間的關系問題的一個縮影,這是更加宏大和深刻的一個命題,其困厄之深,采取改良的態度也許并不適合。所謂革命,就是改良已經無效的時候,靠全局性的批評性實踐來還原基本秩序。因此,哪怕山高水深也在所不惜。革命不計代價,真正的夢想家也不計代價。

套用一句熟悉的歌詞:“十年之前,我不認識你,你不屬于我”。如今,我們都已經認識你,記住你,相信你會篳路藍縷,帶我們走出一條自新之路。那么十年之后呢?我們是遺忘你,嘲笑你,還是默默跟在你的身后,向你投以崇敬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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